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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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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成果

 

案例1

【案例名称】毛泽东和《论十大关系》

【案例来源】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

【案例内容】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可能凭主观去想象。这个问题,只能从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解决,首先要求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四十三天。

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三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的成果。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从四月二十五日开到二十八日。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经济部门汇报时,正当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正如他所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是有重点的。毛泽东后来说过:“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一九五六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综合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以后,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指出:“《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十九年后,邓小平对《论十大关系》作过这样的评价:“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案例适用】本案例记述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产生过程。通过本案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的著名理论成果,体会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探索的艰辛。

本案例可用于第五章第一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的辅助教学。

【理论延伸】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关系

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是需要在实践中认识和把握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探索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调查研究,初步认识和把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其中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关系,是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表现。《论十大关系》就是对这种规律探索和把握的重要认识成果。但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对社会主义初步探索的成果,并没有很好地在实践中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关系并没有处理好,以至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重大的曲折。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探索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探索中取得的成功经验、获得的正确认识和失误的沉痛教训都是我们党的财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逐渐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基本正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关系。1995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发表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江泽民在这篇讲话中提出,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他提出应该处理好十二个重大问题,即十二大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以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等。对这十二个重大关系的论述几乎都是建立在过去经验基础上的。有的是对过去正确经验的坚持和发展,有的是对过去错误做法的总结和纠正。

第一个重大关系,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既是总揽全局的首要的基本的关系,也是正确处理其他重大关系必须把握的重要的原则。第二到第五个重大关系,是关于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在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强调了发展的质量和发展的协调。第六到第十个重大关系,是关于依靠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促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第十一、十二个重大关系,是关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处理的重大关系,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既有对旧问题的新认识,也有新提出的重大关系。前者比如原来要处理的农轻重的关系,现在发展到要处理好一二三产业的关系;原来要处理好的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现在发展到要处理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等。后者如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等。

十四届五中全会已过去近20年,除了江泽民讲话中提到的十二大关系以外,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关系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比如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与制度的关系,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关系,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社会主义事业与党的建设的关系等。

【案例讨论】

1、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初期探索的背景?

2、《论十大关系》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何意义?

3、如何把握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

 

 

案例2

【案例名称】全民大办钢铁的由来

【案例来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

【案例内容】195711月初,毛主席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提出了中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122日,少奇同志公开宣布:“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从此,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工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

195823日,我向首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比1957年实际产量535万吨增长17%。这个指标后来就称为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一本账。地方报来的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为711万吨,国家经委汇总报告党中央,这就是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二本账。

这以后,钢产量指标长得很快。这同当时大家认为赶英国的时间可以缩短再缩短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是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志的两个报告,特别是有关钢铁工业的报告,提出了可以缩短的见解。报告提出:我国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指标(一千零五十万吨——一千二百万吨)、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报告说:英国现在的钢产量为2200万吨,即使它今后每年增长4%,1967年也只能达到3300万吨。美国现在的钢产量为1.02亿吨,这一生产水平估计在今后许多年不会有大的改变。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路线下,只要有具体措施,1962年的钢产量超过1500万吨而争取2000万吨,是可能的。1967年达到产钢3500万—4000万吨,“就不是不能设想,而是比较现实的了”。王鹤寿同志的报告,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4月,毛主席明确宣布:“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57日,毛主席再次提出了速度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苏联是20年加半年,把钢产量从400万吨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从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1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518日,毛主席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

鉴于设想赶上英国的时间在逐步缩短,“二五”计划期末的钢产量指标在逐步提高,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将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改定为800万吨到850万吨。这是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三本账。

6月中旬,李富春同志向党中央提出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要点》估计,1958年钢产量可能达到850万吨到900万吨。《要点》认为,“现在看,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三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可能三年基本实现”。617日,政治局听取我作的关于195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59年设想的汇报。我说,预计今年钢产量将达到900万吨,初步安排,明年计划为2000万吨或2000万吨以上。

618日晚,毛主席表示,他赞成提高钢指标。经过研究,1958年的钢产量的预计完成数改为1000万吨,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改为2500万吨。会后就按这个数字重新修改我的《汇报提要》。毛主席对我的《汇报提要》作了批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

821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说:“六月十九号晚上,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六月十九号才决定搞一千一。”后来公开宣布为1070万吨,即以1957年产量535万吨为基数翻一番。

1958年产钢1100万吨的任务,虽然在620日就作了布置,但1月到7月底,累计生产钢380万吨稍多一点。毛主席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同志提议,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830日下午,我领着主要钢铁产区的工业书记,鞍钢、武钢、太钢等几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去毛主席那里,一个一个向他当面担保。尽管不少同志慷慨激昂,保证完成任务,但毛主席还是不放心,因为只剩下四个月,时间太紧迫,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9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5日,发表第二篇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一场全民夺钢保钢的群众运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8月以前,全国已建成一批年产量10万吨以下的土高炉、小高炉,9月后新建了几十万座。为了找矿,许多地方由党委书记带领群众上山,中小学生、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投入运动。成千上万的农民,背着镢头,带着锅灶,上山挖煤。据后来统计,1958年,全国共建手工操作(即所谓“土法”生产)的小型工业企业121.5万个,共有工人(大部是农民)2489万人;主要作业用机器操作(即所谓“洋法”生产)的小型工业企业7.5万个,职工840万人,两项合计小企业129万个,3329万人。大中型企业也开展群众运动。

经过全党全民的努力,《人民日报》1222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〇七〇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消息说,据冶金工业部1219日的统计,今年全国生产钢1073万吨,比1957年的钢产量增加了一倍挂零。至1231日,全年累计钢产量为1108万吨。

【案例适用】本案例记录了全民大办钢铁的由来。通过本案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大跃进时期钢铁产量的目标是如何通过不断加码而制定出来的,在没有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情况下,生产建设充满了主观性和盲目性。

本案例可用于第五章第一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的辅助教学。

【理论延伸】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为什么长期犯“左”的错误

“左”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有不同的表现。比如十四大认为,改革开放后,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左”主要表现为违背建设的规律,急躁冒进。从一九五七年起的二十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

为什么会犯“左”的错误呢?十四大认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左”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像越“左”越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为什么长期以来会犯“左”的错误呢?

一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一时难以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们对于规律的认识总是通过反复的实践,在不断吸取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在革命问题上,我们是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才总结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我们也是经受了严重的挫折,才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的。犯错误难以避免。

二是全党主要是党的领导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夸大了主观能动性。1956年在成功领导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滋生了骄傲的情绪。同时,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高涨,特别是在1957年冬季兴修水利运动中,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深深地感染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央和地方领导采取了冒进措施。认为人民群众的主观努力具有无穷的力量,“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响彻中华大地。

三是生产指标的确定没有经过认真调查,没有做到实事求是。比如案例中1958年钢产量,不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通过调查炼钢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可供扩大再生产的生产潜力等因素制定的,而是根据政治需要到退出来的。因为需要十年到十五年超过英国,到退测算我们的钢产量生产目标。再因为我们决定赶上英国的时间逐步缩短,我们的钢产量指标则逐步提高。社会主义建设指标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完全是主观意志的产物。

因为上述原因,所以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除了上述几乎共识的原因以外,我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出现“左”的错误,还源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文化心理因素。这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近代以来,我们受到外国的侵略。落后就要挨打,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成为中国人的梦想。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总想早一点摆脱落后的状况,实现民族的繁荣昌盛。这种梦想反映在文化心理上,就是希望快些再快些。在革命问题上,希望早日取得革命的成功,甚至提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总想快一点发展工业化,早日实现国家的昌盛。这种总想快一点的文化心理,主要是对外来压迫或威胁的一种本能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导向社会主义苏联。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对我实施围堵、遏制、封锁。我们要争气打破封锁,力求超过他们。同样是发达国家的苏联,我们并不总想着赶超它,因为他是“老大哥”。这种力争早日“超越”的想法在大办钢铁问题显现得更为明显。制定钢产量目标是为了“超英赶美”,依据是赶超的时间,原来说是到十五年,后又说三到五年是可能的,于是钢产量目标快速飙升。这种总想快一些的想法如果脱离了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就会犯下超越社会实际的“左”的错误。

【案例讨论】

11958年钢铁产量目标的制定过程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2、怎样才能制定科学的生产建设目标?

3、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才能避免“左”的错误?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案例1

【案例名称】吴仁宝:建设共同富裕的天下第一村

【案例来源】宋连生《党史文汇》2010年第8

案例内容】在农村,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出亿万农民个体生产的冲天干劲。大潮之下,许多地方分田到户,一分了之。华西村面临着艰难的历史抉择:分?还是不分?在一次全村大会上,吴仁宝向与会者提出一个问题:“改革的目的是让我们更爱种地还是变得富裕呢?”人们在片刻沉默后一致回答:“当然是为了富裕。”吴仁宝又问:我们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农民都开始过上好日子了,为什么一定要分呢?最后会议决定:全村几百亩耕地由30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其他劳动力全部投入工业生产。这是一项对华西村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1979年元旦,吴仁宝把原来的小五金厂正式挂出“华西五金厂”的牌子。此后,吴仁宝带领华西村民,依靠已有的积累,积极外引内联,办起了一个又一个企业,使华西村一年一个新面貌。1988年,华西村的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一亿元,成为全国首个“亿元村”。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旅游考察,而富裕起来的江南农村肯定是他们向往的地方,来华西村的外国友人自然也不会少。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平房改造成专门接待外宾的“农家宾馆”呢?他的这一想法带出了华西村的又一片广阔天地:发展旅游业。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宾朋前来参观考察学习,华西村的宾馆越建越多,档次越来越高,旅游业随之红火起来。到20世纪90年代,华西村又盖起了98米高的金塔——华西塔,集餐饮、娱乐、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大楼。在金塔北面的山上,“天安门”“万里长城”“巴黎凯旋门”“华盛顿国会大厦”“悉尼歌剧院”等世界各国著名人文景观齐聚一处。以后类似的金塔又建了多座,成为华西村的独特景观,也形成了华西村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即以旅游带动的第三产业。

1994年,华西村在原有企业基础上组建华西集团公司,同江苏省最大的卷烟厂淮阴烟厂合作开发了“华西村”牌香烟,与中国最大的酒厂五粮液集团共同推出了“华西村”酒,连吴仁宝的名字也被用来作为华西村产品的商标。20世纪末,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遇到困难,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讲要“抓大放小”,而吴仁宝则立足华西村实际,提出一手“抓大放小”,一手“抓大扶小”,必要时还要“抓小放大”的改革思路。具体说来,就是对毛纺厂、线材厂、型钢厂等关系华西经济命脉的大企业抓住不放,深化改革,提高效益;将一些效益较差的小企业转给个人经营;对有发展前途的小企业,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强它们的竞争力;对原来准备投资10亿元的造纸厂和炼钢厂,果断“放”手,让客商加大投入,华西只用土地和配套的水、电、气入股,以减少风险。吴仁宝的这套思路新颖别致,使大中小各类企业都焕发出新的活力。

世纪之交,吴仁宝又盯上了资本市场,1999年,“华西股票”正式上市,为华西村在新世纪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可靠的资本支撑。如今的华西村已经形成了钢铁、纺织、旅游三大支柱产业,华西集团拥有固定资产近百亿元,下属八家公司、能生产1000多个产品,属于国家大型一档乡镇企业,在全国百家大型企业中榜上有名。村民户户住着400600平方米的别墅,家家有少则数百万、多则上千万元的存款,拥有13辆轿车。经典家具、名牌服装、出国旅游,都已进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青年人就业有保障,老年人按月领取保养金。全村已经实现了吴仁宝所讲的“基本生活包,老残有依靠,就业促勤劳,小康步步高”。

吴仁宝常说:“华西村坚定不移地发展集体经济,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让已经富裕起来的人能够长久地、健康地富裕下去。”他强调,华西村富了,更要坚持“三个不忘”: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灾区。为此,他提出“建设大华西,发展富华西”的“创富理论”,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与努力。

1988年夏,华西村先是和邻近的华明、前进村建立了一个共同经济体——华西农工商(扩大)联合企业,后来又进一步吸收了三余巷、向阳和泾浜村为成员。使这些村庄逐渐增强了集体经济的实力,村民也迅速摆脱贫困,走上富裕。进入新世纪以后,吴仁宝又创造性地提出“一分五统”建设大华西的新举措。“一分”是“村企分开”;“五统”是“经济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力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这个“一分五统”,是吴仁宝“富华西带周边穷兄弟”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将周边16个村纳入华西共同发展的棋盘里。

“大华西”不仅包括左邻右舍,吴仁宝还将视线投向中西部地区。19924月,吴仁宝带队访问了陕西省勉县高潮村,与当地干部群众商谈合作大计。这是吴仁宝在外省市建设“华西村”的开端。19943月,华西村举办的首期西部地区干部培训班开学,吴仁宝为学员讲了第一课。此后,华西村每年都要举办若干期这样的培训班。培训班就像播种机,把致富的火种撒向广大中西部地区。与此同时,华西村还以无偿提供启动资金、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开展生产联营等形式,分别建立了“宁夏华西村”和“黑龙江华西村”,使华西村的人才、技术、资金、精神和经验优势,与所在地的自然、社会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合作开发扶贫,帮助欠发达地区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新路子。

【案例适用】本案例记录了吴仁宝带领村民发展生产、共同致富的故事。通过本案例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到社会主义既要搞好生产,又要搞好分配。

本案例可用于第五章第二节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的辅助教学。

【理论延伸】社会主义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

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新论断,意味着社会主义既要做大“蛋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更要分好“蛋糕”(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两者缺一不可;还要正确处理好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

我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前提下进入社会主义的。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必然要求。党的各届领导人都阐述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性。邓小平一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快速发展生产力的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不断做大“蛋糕”。“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江泽民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胡锦涛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所说的做大“蛋糕”,就是要实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全面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谈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增长。当中国的经济有了一定的积累以后,我们的发展除了最重要的发展即经济发展以外,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

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还必须分配好蛋糕。长期以来,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再分配领域实行了平均主义的措施。邓小平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为此,“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邓小平在打破平均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并把它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成为区别于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重要特征。他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就可能出乱子。”他特别警惕分配领域中的问题。“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如果“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温家宝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我们的分配制度和政策既要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又要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毛泽东把社会公平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意识形态加以肯定,把避免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但在实践中走向了极端,以平均主义代替了公平,导致了实质上的不公平。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二者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最初,我们坚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允许拉开收入差距,十三大提出要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以至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结果造成社会分配差距日益拉大。十六大调整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但实践中人们发现,仅有再分配注重公平还不够,所以十七大提出“初次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案例讨论】

1、华西村为什么不像其他村那样实行包产到户?

2、华西村的实践是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的?

3、如何处理好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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