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警钟长鸣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新世纪的脚步悄然来临，回顾我党反腐败斗争情况，过往的一幕幕骤然浮现……
镜头一：刑场上的枪声
公元2000年3月8日，南昌北郊省公安厅看守所的一间普通的房子里，一场震惊全国的审判已经进入尾声。审判长宣读完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命令后，令被告人在送达文书上签字。矮小的胡长清在椅子上站立起来，缓步走到桌子前，接过书记员递过来的钢笔，最后一次写上自己的名字。而后，法警把他五花大绑，押上一辆囚车。8时43分，囚车停下来，胡长清被4名司法警察从车上押下。8时44分，枪声响了。一个腐败分子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胡长清，原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被判受贿罪、行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2000年3月8日在南昌被执行死刑。这是一起建国以来江西省发生的职务最高、性质最严重、情节最恶劣、社会影响最坏的高级领导干部经济犯罪案件。
镜头二：一个高级领导干部的毁灭
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他本应牢记党的宗旨，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然而，他却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伙同情妇疯狂攫取钱财，大肆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达四千余万元。
2000年９月１４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成克杰被执行死刑。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级干部中数额最大的受贿案件，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因受贿犯罪被处以极刑。
镜头三：“慕马”大案
2001年10月10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死刑。慕绥新，原辽宁省副省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沈阳市政府市长。任职期间，慕绥新收受100余人的钱物，共折合人民币1000余万元，并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成为展惊中外的“慕马大案”主角之一。
镜头四：李纪周特别档案
姓 名：李纪周
性 别：男
出生年月：1942年
最高职务：公安部原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原副组长
党纪政纪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罪 名：受贿罪，玩忽职守罪
犯罪事实：自1994年下半年至1997年8月间，李纪周利用其担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副部长的职务便利，多次收受贿赂，干预下级公安机关查处不法分子的走私犯罪活动。其中：收受厦门远华公司董事长赖昌星通过各种手段贿赂的人民币100万元、美元50万元、港币3万元，并受赖昌星请托，干预海南公安边防部门对某外籍油轮违法进口柴油的查处；帮助远华公司办理香港、内地两用汽车牌证一副。收受广东开平建安公司董事长周民兴贿赂一万美元，为其向公安系统推销激光瞄准器提供便利。此外，李纪周还多次滥用职权，要求广东有关公安机关放行和退还广东新英豪公司因涉嫌走私犯罪被查扣的汽车和货物。
刑 罚：2001年10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李纪周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镜头五：“河北第一秘”李真的最后结局
2003年11月13日上午，闻名国内外的“河北第一秘”李真在唐山市刑场被依法执行死刑。
李真，在担任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副主任、省国税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他人的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和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676万余元、美元16万余元。李真还伙同他人共同侵吞东方租赁有限公司河北省办事处人民币1872万元及秦皇岛中兴电子有限公司股份和尼瓦利斯有限公司股份共计人民币2967万余元。
思考讨论
1．从胡长清、成克杰落马到沈阳“慕马”大案曝光，从李纪周的腐败档案到“河北第一秘”李真的最后结局，一件件巨贪恶吏的认罪伏法，说明了什么问题？
2．反腐败，事关党的生死存亡，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如何正确认识我党目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
案例2 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厦门特大走私案查处始末
厦门特大走私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的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之大，人员之多，案情之复杂，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之严重，触目惊心。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全体办案人员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彻底摧毁了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
出生在福建晋江的赖昌星，虽然小学都没有毕业，文化程度不高，却极善钻营。他通过金钱、女色等手段大肆贿赂腐蚀党政、执法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部分领导干部及关键岗位工作人员，利用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为掩护，在厦门关区苦心经营，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组织严密、手段狡猾的“走私王国”，成为迄今最大的走私案。
经查明，1996年至1999年上半年，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及其他走私犯罪分子，在厦门关区走私进口成品油450多万吨、植物油45万多吨、香烟300多万箱、汽车3588辆，以及大量西药原料、化工原料、纺织原料、电子机械等货物，价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
在厦门海关，赖昌星被称作“地下关长”。厦门海关一些重要岗位的干部任免和人事交流，原关长杨前线常要先征得赖昌星同意。
在赖昌星的拉拢腐蚀下，一些本该戍守国家经济长城的执法人员堕落为犯罪分子，或相互勾结主动放私，或慑于淫威不敢查私，或贪赃枉法参与走私，使赖昌星走私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狂。赖昌星还有组织、有预谋地拉拢腐蚀党政领导干部和口岸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编织走私的“保护伞”。
赖昌星在腐蚀拉拢干部方面颇有心计。他很注意揣摩某些领导干部的爱好。只要领导有“爱好”，他就千方百计，投其所好。爱财，他可以一次将数十万、上百万元的钞票奉上；爱色，他可以亲点美女送至身边；爱权，他则为之四出活动。
在厦门市湖里区，有一座外表平常的7层砖红色小楼，在赖昌星走私“红火”的几年间，这座“红楼”天天灯红酒绿、异常热闹。为了打通走私通道，赖昌星以“红楼”为窝点，把黑手伸向了海关、港监、商检、港务等口岸部门，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国有企业，负有打私职责的公安等执法部门以及土地管理、税务、银行等单位。
赖昌星最惯用的手法是金钱铺路。他对认为有用的党政机关、执法部门的领导、工作人员经常以“过节费”、“加班费”、“压岁钱”、“借款”等各种名目行贿，动辄就是十万、二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据统计，仅厦门海关的涉案人员在案件查处过程中退出的赃款就达5000多万元。
几年来，被赖昌星等拉拢腐蚀的腐败分子徇私枉法，为走私大开绿灯。与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互相勾结的一些机关及海关等口岸部门领导干部自甘堕落，这些单位关键岗位的少数工作人员也被拉下水，为走私犯罪活动创造条件，帮助走私分子蒙混过关；有的利用关键岗位影响，大搞权钱交易，坐收渔利；有的以身试法，参与走私。
1999年4月，一封长达74页的举报信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信中反映厦门关区存在特大走私问题，而且涉及一些部门和领导干部。举报信里还提供了一些单据和查处线索。在对举报信进行认真研究后，中央纪委、监察部将有关情况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指示严肃查处。在案件查处过程中，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多次召集会议，做出重要指示，明确要求查清发生在厦门关区的走私问题，对相关的腐败问题也要一一查清，要一查到底，决不手软。
在案件侦破过程中，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异常激烈。在办案部门准备对赖昌星采取行动的前前后后，被赖昌星拉拢腐蚀的一些人一直在积极活动：有人为他打探消息，有人为他销毁证据，有人为他出谋划策，还有人随时向他通风报信……
1999年6月，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海关总署组成的调查组悄然抵达厦门。然而，由于有人通风报信，赖昌星仓皇逃往香港。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骨干分子陈光辉、侯小虎、任军等闻风而逃。
赖昌星逃到香港后一直与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庄如顺等人保持着热线联系。见厦门“风平浪静”，赖昌星于同年8月10日非法入境潜回厦门。当办案人员布置警力围捕赖昌星时，赖昌星得到消息，在庄如顺等人的策划下潜逃境外。
办案部门在办案之初，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取证。逃走前，赖昌星一伙销毁和转移了大批书证、物证。正当走私分子自以为能将罪行掩盖得“天衣无缝”而暗自庆幸时，他们也许没有想到，1999年8月18日，第一批进驻厦门的办案人员兵分五路，认真细致，紧张工作，从查走私油入手，同时对经反复研究确定的开元外贸、东方发展、外运外代、商检、博坦油库等几个重要环节展开深入调查，仅用10余天时间便初步撕开了油品走私的黑幕。
1999年9月，中央领导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了办案单位的汇报后决定，将这一案件正式列为中央直接抓的大案，从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监察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中央金融工委等部门抽调力量进驻厦门，全面展开查处工作。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指挥下，在中央纪委的组织协调下，来自全国各地及中央有关部门的千余名办案人员陆续汇聚厦门，恢恢法网全面收拢，走私、腐败分子惶惶不可终日。在检察机关相继对杨前线、庄如顺等人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刘丰、赵克明等一批走私、腐败分子相继被审查。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和复杂的关系网土崩瓦解。
经过办案人员夜以继日的艰苦努力，赖昌星走私罪行被陆续揭露出来。 迷雾层层拨去，厦门特大走私案的案情终于基本查清。
人民群众给案件的查处工作提供了强大支持。办案部门先后收到群众来信1200多封、举报电话700多个，接待群众来访160多人次。群众的踊跃举报，为案件的查处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线索，对案件的侦破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把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办案部门始终坚持依法办案，司法机关及海关、税务等行政执法部门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确保每一件案件都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运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定罪量刑得当”。在打击犯罪的第一线，来自纪检监察、法院、检察、公安、海关、税务、金融等部门的办案人员，怀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全力打好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年多来，共审查涉案人员600余人；成功抓获潜逃的犯罪嫌疑人200余人。经司法机关审理，近300名犯罪分子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些数字的后面，是办案人员的倾力付出。他们有时每日超负荷工作达15个小时，仅海关侦查部门的案卷材料就有2000多卷，摞起来有10层楼高。为了取证、缉捕嫌犯，办案人员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的同志不惧危险，连续数天蹲点守候嫌犯的出现；有的同志“舍小家，顾大局”，一心扑在工作上；有的同志忘我工作，积劳成疾……
在办案过程中，纪检监察、法院、检察、公安、海关、税务、金融等部门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形成了突破各类案件的整体合力。为了指挥全案的查处工作，中央纪委、监察部、海关总署三位部级领导长期坐镇厦门。办案人员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无私无畏，无论案件涉及到什么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坚持一查到底。武警福建省总队的官兵在一年多时间里，坚守职责，确保了调查工作的安全进行。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这场走私与反走私的殊死较量中，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被彻底摧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厦门特大走私案所反映出的问题，需要我们从关系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高度，认真加以反思并切实引以为戒。党内绝不允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清除了这些“毒瘤”，我们党的肌体将更加健康，更加坚强。惩治腐败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兴衰成败。警钟当长鸣，利剑须高悬！
思考讨论
1.厦门特大走私案给我们留下怎样的警示？
2.如何认识腐败可能给党的肌体造成的严重危害？
3.如何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和长期性？
案例3 外国记者眼中的西藏
2002年，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泰国、印度等30多个国家的记者组成赴藏采访团分别到拉萨、日喀则、林芝、那曲等地进行采访，此次采访使他们对西藏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大都是第一次到西藏，看到雄伟的布达拉宫、繁华的八角街、香火旺盛的大昭寺时，所有的记者都在忙着拍摄、拍照。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位摄像记者整个上午基本上处于不停机状态进行拍摄，一上午就拍了90分钟的素材。在游览大昭寺后，新加坡记者专门换上出镜服装，现场报道了她在这里看到的一切。
新加坡电视机构驻北京特派员萧炜深说：“没来时觉得西藏是个很神秘的地方，来了觉得这里是个很开放的地方，游客特别多，而且在旅游设施方面发展得挺好的，酒店等都很齐全。西藏不单是宗教色彩浓厚的地方，他们也在积极开发经济、积极改善人民的生活。”
泰国电视一台和三台分别派出两组记者拍摄制作西藏旅游、宗教、文化和藏族百姓生活等方面的节目。在日喀则，他们参加了藏族朋友的篝火晚会，采访藏族农牧民，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表示，西藏人民生活和社会地位与他们想象的不一样，老百姓过着非常安逸的生活，回国后要把这些告诉泰国人民。小村庄又成为他们采访的新选题；雅鲁藏布江边，优美的风景和江中的皮筏吸引着摄像师的目光。就这样，采访途中的随时停车和即兴采访使他们的行程一再向后顺延，他们的采访选题也在不断增加。
泰国记者在谈来藏感受时说：“来之前我们想象中的西藏是很落后的，什么都没有，连吃的东西都要从外面带，所以我们特意从泰国带来了方便面。到了西藏后觉得这里已经比较繁华了。”“我们到西藏后看到，无论是在大城市拉萨，还是小城市，很多人都在使用手机、计算机。西藏的现代化与传统能较好地融合在一起，这是来之前没有想到的。”
在这些外国记者采访期间恰逢西藏的传统节日雪顿节，雪顿节期间最重要的佛事活动是各大寺庙的展佛了，其中哲蚌寺的展佛在西藏最为有名。为了拍摄到展佛画面，天还没亮记者们就乘车出发前往哲蚌寺。
晨曦中，从西藏各地专程赶来参加展佛活动的信徒及中外游客在通往哲蚌寺的山路上蜿蜒前行。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此时晒佛山有利地形，拍摄下这些珍贵的画面。
伴随着山谷里庄严的法号声，一幅用五彩丝绸织成的释迎牟尼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每年的藏历6月30日，哲蚌寺都举行盛大的展佛活动，展出巨幅的释迎牟尼像，让更多的信徒有机会膜拜佛祖。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虔诚的信徒们将一条条洁白的哈达像雪花一样抛向佛像，祈祷平安、幸福。
入藏采访的一些负责经济类新闻报道的外国记者特别关注西藏的经济发展状况，他们参观了藏药厂、地毯厂、啤酒厂等一些工业企业，对西藏经济的发展状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印度先驱报》资深编辑梅赫拉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看到西藏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十年来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西藏的年轻人越来越国际化，西藏欢迎外来的投资。”
美国探索节目的摄像海瑞恩说：“来这里之前，我以为西藏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但是让我惊讶的是这儿的人如此友好，城市如此洁净、如此现代。
思考讨论
1．2002年，来自美国、英国、日本等30多个国家的记者组成赴藏采访团进行采访。此次采访使他们对西藏有了怎样的了解和认识？
2．西藏建设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请问：党和政府是如何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西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的？
案例4 毛泽东进京“赶考”的答卷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乘车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进北平时，对中央总部的一些同事说：“我们去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毛泽东接着说：“但愿我们能考出好成绩，不要退回来，我们不做李自成。”
毛泽东把从西柏坡去北京城比作进京赶考，那么毛泽东进京以后考得怎样？交了份什么样的答卷？
答卷一：布衣平民装
革命战争年代，生活条件艰苦，毛泽东始终和战士一样穿着简单。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常想给他添制些新衣裤，毛泽东却说：“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多一发子弹。”
进了北京城，毛泽东成了国家主席，可以说是权力无上了，要做几件像样的衣服又算得什么!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他又说：“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有条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的事！”他依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勤俭节约的作风，一身布衣平民装。
1949年4月，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在接见张澜前，他吩咐卫士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点的衣服换换。”
李银桥在毛泽东的家当中选了又选，就是找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李银桥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劝慰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张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就这样，毛泽东穿着补丁衣服会见了张澜、沈钧儒、李济深等知名人士。
进京以后，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他和他们一样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一样为国家为民族的繁荣富强而艰苦奋斗。据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从1953年到1962年，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
毛泽东1976年逝世后，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在毛泽东日常生活用品的存物中，有打了70多个补丁的睡衣，打了 50多个补丁的毛巾被，有打了大块大块补丁的内衣内裤，有接长和加肥的棉毛衫、毛衣毛裤，有补了又补的被单和棉纱长袜子，还有连鞋匠都不愿修理的旧拖鞋等。
答卷二：正人先正己
1949年9月上旬，程星龄(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一位小同学)随程潜、陈明仁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议前一天，程星龄特意去中南海拜会毛泽东。走进毛泽东的居室“菊香书屋”，程星龄感到十分惊讶!他见毛泽东的住所陈设十分筒陋，便忍不住对毛泽东说：“胜不骄，败不馁，永远保持创业时期艰苦朴素的本色，是使国家民族兴旺的根本，但我这小同学却感到你这办公室里，连幅字画、连盆鲜花都没有，就有些与这“菊香书屋’之名不副了。”毛泽东听了大笑说：“我刚到这里时，盆花很多，简直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你说这行吗?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是为劳苦大众翻身，不是图自己享受，与李自成、国民党不同的也在此。所以我说，过去我管不着，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的花了。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代表来。他们来了，要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摆了那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当领导的一定要带好头，不然，上梁不正下梁歪!”
摆几盆鲜花虽然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从这些生活小事上也可以看到毛泽东身居高位，一尘不染的品德。
毛泽东不仅严于律己，而且严格家教，要求子女不搞特殊。
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与刘思齐结婚时，毛泽东只邀请了几个开国元老吃顿便饭，而且饭菜还是毛岸英、刘思齐自己操办的。新房是机关里的一间普通的平房，床上只有两条被子。其中一条还是儿媳从娘家带来的嫁妆。毛泽东给儿子唯一的新婚礼物只是一件他穿过的大衣。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上大学后，都是在学校寄宿就餐，只有星期六才回家。
答卷三：不搞裙带关系
旧中国官场上搞裙带关系已是司空见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成了当时的真实写照。毛泽东进京以后，首先破了这条官场上千百年来破不了的常规。
文运昌是毛泽东二舅的儿子，是毛泽东的表兄，1910年毛泽东去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文运昌是引荐人和担保人，并积极向毛泽东推荐《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对毛泽东接触新思想起过重要作用。1950年初，毛泽东的另一表兄弟文南松写信给他，要他出面给胞兄文运昌介绍个工作。毛泽东给文南松回了信，信中写道“……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就这么一个表兄，毛泽东也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谋取一官半职。
答卷四：说到做到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敌人用糖衣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确实出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于是贪污腐化起来。对这些腐败分子，毛泽东履行了他的诺言，给予了严肃惩处。
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都是30年代初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8年抗日战争和3年解放战争中，都曾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斗争，建立过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一年时间，刘青山、张子善便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下腐化起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贪污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共计171．6272亿元（旧人民币，1万元折合现人民币1元）。
案件揭发后，党内有人出来想找毛泽东说情，认为刘、张虽错误严重，当判重刑，但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可否给他们一个改造机会，不枪毙。毛泽东知道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不同错误的干部。于是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极刑，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开国第一刀”。
这“开国第一刀”表明了毛泽东反腐倡廉，不做李自成的决心。这一刀震动了全国，也震惊了全世界，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教益和深思。
思考讨论
1.毛泽东为什么极其重视李自成的历史教训？
2.毛泽东提出的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对今天有何现实意义？
案例5 历史并不遥远
13年前，一个重大事变使全世界感到震惊，也使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深感忧虑，这就是苏共亡党和苏联亡国的事变。
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出“禁共令”，宣布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的活动为非法。悍然查封了苏共中央和苏共莫斯科市委等5000多个各级领导机关，并关闭了《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苏共的各级机关报。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联共产党中央解散。苏共中央书记处竟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只是提出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予以确认，但这个提议由于得不到叶利钦许可而作罢。就这样，苏联共产党不明不白地被判了死刑，退出了历史舞台。短短几天里，红场上一座又一座革命领袖的塑像被推倒了；一些老布尔什维克自杀了；一批党的领导人被解职或逮捕了……
亡党必然亡国。12月21日是个悲剧性的日子，俄罗斯、乌克兰等11个加盟共和国正式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布“独立国家联合体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12月25日晚，戈尔巴乔夫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全世界宣布：“鉴于独联体成立之后的局势，我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的活动。”晚上7时30分，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个春秋的苏联国旗──镰刀锤子红旗在凛冽的寒风中悄然降下，取代它的是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缔造的一个有着88年历史、1500万党员的大党；苏联是有着74年历史、2亿9千万人民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在没有战争，没有外敌侵略的情况下顷刻瓦解。对此，每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无不深感痛惜。
那么，究竟谁是苏共和苏联的真正掘墓人呢?
剧变刚发生时，很多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颠覆破坏及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是发生剧变的国际国内诱因，而戈尔巴乔夫的投降主义导致反动势力步步进逼直至阴谋得逞。但这些原因却不能圆满地解释剧变中的两个最大的谜：一是有这样悠久历史、众多党员和掌握国家全部权力的大党，竟能被叶利钦登高一呼便顷刻瓦解，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人意料。二是最大的赢家不是反共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来苏共各级委员会里彼此同志相称的人。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苏联时期的干部在总统班子中占75%，在政府部门占74%，在地方政权中更高达80%。而国内企业家中原来的共产党员占85%，很多是直接由国有企业经理变为老板。
导致前苏联剧变的原因很多，但有一个曾经一度被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财富和利益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因此，尽管点燃剧变导火索的是反共分子，但正中那些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权贵们的下怀，自然一呼百应，顺水推舟，纷纷重新站队。因为他们明白这样不仅可以继续当官，还能更快发财。
所以，需要对前苏联剧变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从社会历史的大视角来看，前苏联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剧变表明化公为私的量变，积累到了发生质变的程度；或者说，是社会制度的不断部分蜕变，已经到了应该扯去最后一块遮羞布的时候……
1991年6月，也就是发生剧变前两个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作了一次以掌握高层权力的若干党政要员为对象的调查。调查者要同调查对象讲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来确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即使由于调查者的主观倾向会产生误差，即使误差大到50%，修正后的数字也相当惊人了。它足以说明前苏联剧变的原动力，或者说苏共的掘墓人来自哪里。这种“文明与宽容的革命”，本质上是一场从党内特别是高层开始的使腐败合法化的“革命”。
苏联剧变是《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最大挫折，是人类社会发展长河的重大曲折。苏共苏联与我党我国有着太多的历史渊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代我们“以俄为师”；新中国成立后尊苏联为“老大哥”；虽在斯大林逝世后两党两国发生了分歧，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还是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心里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当然，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思考和警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历史并不遥远，苏联剧变的一幕幕悲剧好像就在眼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