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在上海城北靠黄浦江附近开辟了专给英国人住的“租界”。英国人在租界中开设了夜总会、跑马场、公园。黄浦公园建成于1868年，是上海最早的公园。这所公园最初名为“公花园”只是对欧美人开放。从公园开放的第一天起，殖民机构“公共租界工部局”就在公园门口派巡捕阻止中国人进入。  后来华人开始大量入住租界，并同外国人一样交税。但公园等公共场所还是不向华人开放。华人认为“同样纳税，同等权利”，却受到了不公平对待。1878年6月21日，《申报》率先发表文章对此事进行评论。  更加令人愤慨的是1885年，工部局又公布了园规《外难公园游览须知》，并在公园门口竖立了刻有园规的牌子，其中“一、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五、除西人用仆外，华人不准入内„„”民间将此概括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11月25日，上海著名绅商陈咏南、吴虹玉等8人联名写信给工部局，要求拆除这块牌示，并提出有条件开放公园的建议。工部局12月2日复信拒绝：“由于没有外国人社团表示一致同意，所以不准备给予这项权利。”当时不仅公园，连外面的厕所也都挂着“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  1889年3月，设计师任涛泰在给英国总领事的一封信中也提到：公园位于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建设基金的主要来源也是出自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却不能参观游览，这是不公正的，这是在制造对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侮辱，是在贬低我们国家的威望。并要求工部局召开董事会，决定让公园开放。  同年，陈咏南等人又联名写信给苏松太道龚照瑗，坚持入园“非以其园风景之佳，必欲一游而后快，诚以其基址既属中国官地，其费又大半取诸华民捐税。而中国人民，反遭寸步不得入，不平若斯，小之足以辱及个人，大之丧失国家尊严，试问此园既以公共为名，果将居我华人何等地位！”这封信还要求清政府通过英国领事馆和工部局在园章中迅速删除侮辱中国人的条文。  上海本地官员会见了英国领事，转达国人的意见，而英国领事又把事情推给工部局。工部局稍作让步，宣布由“公花园”委员会或工部局秘书长，根据华人的要求，酌情发放“华人游园证”，允许少数高等华人入内，但签发手续甚繁。每证限用一星期，领证者并不多。  事情不了了之，国人的情绪仍不能平复，于是口诛笔伐，在报纸上写文章加以抨击。英国人为了缓和华人的情绪，答应在苏州河里摆渡桥东面另造一所公园，专供中国人使用。1890年12月，公园建成后，张园、愚园等私人花园也相继开放，华人几乎再没有人索证游览黄浦公园。  1925年，五卅反帝示威游行时，学生队伍行经外滩公园，看到门口悬挂的“外滩公园园规”的禁牌，当场有学生从皮匠摊上借来榔头，把牌子砸掉了。印度巡捕出来阻拦，遭到群众斥责：“你们国家已沦为英国殖民地，你们不起来反抗，反而帮英国殖民地者来压迫中国人吗？”印度巡捕表示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然后就躲开了。  五卅运动后，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高潮，工部局内定接收华人入董事会。 1927年，帝国主义慑于北伐军节节胜利和武汉收回租界的热潮，不得不在1月西人大会上通过开放公园方案，延至1928年7月1日起，中国人可购买门票入内。至此，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宣告结束。 

  案例2 孔祥熙敛财  

孔祥熙(1880—1967年)，字庸之，山西太谷人，投靠蒋介石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院长等要职。孔祥熙主管财政达十一年之久，被称为国民政府的“聚敛之臣”，孔家又是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典型代表，他的聚敛反映了官僚资本的恶性发展。 孔祥熙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各种正当的名义之下，假公济私，营私舞弊,大发横财。时人给国民党四大家族概括为“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不无道理。  孔家的经营以独资为多,以商业为主。早期的商业活动是从一战期间倒卖铁砂开始，继而创办祥记公司和裕华银行，后又创办了广茂兴、晋丰源药店。抗战中,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投机贸易,孔家的实业迅速地膨胀起来,又创办了庆记纱号、强华公司、恒义升贸易公司等独资企业。在工业方面,孔祥熙有与刘鸿生合办的中国火柴厂、中国毛纺织厂和西北毛纺织厂以及与盛萍臣合办的华福烟草公司。此外,孔祥熙投资与四川军阀合办中国兴业公司。在该公司中,孔氏父子的投资占80%,以后逐年增加。到1943年,孔家占该公司资本总额1.2亿元的95%。1944年,“四行”在给工业贷款的1.5亿元之中,中国兴业公司一家就占了7000万元。孔祥熙还接办过《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版《大陆报》和《申时通讯社》等文化方面的企业。  孔祥熙财产到底有多少，没有准确数字，但综合国内外人士的估计,大概在十亿美元以上。这仅凭孔祥熙办的企业,远不能成为“孔家财”。他之所以成为富翁,主要依靠各种不正当手段和途径取得的。  军火贸易，获取回佣金。孔祥熙赚大钱是从购买军火,获取巨额回佣金开始的。早在1932年,孔祥熙奉命以考察实业特使名义前往欧美洽购军火时就开始大捞回佣金。1933年孔祥熙充任中央银行总裁后,就完全掌握了购买军火的大权。1935年孔祥熙成立了隶属于中央银行的中央信托局,专办订购军火事宜，孔祥熙自兼该局的理事长,掌有实权。抗战中,中信局设在香港的通讯处,实际上成了总局，他派其子孔令侃任常务理事代行理事长职权,专办接运军火转口海防事宜。在多年的战争中，孔氏父子独霸军火交易,这是孔家开始暴富的重要途径。  操纵外汇,伺机谋利。1938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外汇清核办法,规定由政府控制外汇,审批大权握在孔祥熙手中。这便为孔家套取大量外汇,进行倒卖提供了方便。  债券舞弊，谋取暴利。早在抗战前，担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整理旧公债,发行新公债,就发出了“此举意在停息”的谣言,致使公债价格惨跌,孔祥熙暗中派人将旧公债购入,几天后,他再出面辟谣,债券价格立即暴涨。仅孔祥熙一人在这一入一出间就获利3000万元之巨。抗战中,他借推销1亿“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之机,将未售出的5000万美券侵蚀瓜分,这一丑闻传出后,激起了爱国人士的义愤,蒋介石只好亲自过问，孔祥熙被迫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答应分期偿还。  走私贩私,囤积居奇。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地区物资奇缺,孔氏家族乘机走私贩私,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牟取暴利。  滥发纸币,从中渔利。由于战争的需要，法币发行量逐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