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现代化：知识分子时代的到来
现代化是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时代，是人文精神主导社会潮流的时代，因而也是知识分子的时代。在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漫长的“九地之下”的命运之后，这一认识现在已经逐渐地在社会中取得了共识。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五四运动”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这是比辛亥革命的政治启蒙更深刻的启蒙。 “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就就是在中国造就了一批全新的人，即具有现代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这是中国从1840年以来所进行的一切争取现代化的努力所取得的最宝贵的进展。这个新的知识阶层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上一切新的政党、新的政治领袖、新的军人或军事家，以及新的科学家、实业家、文学艺术家、教育家等等的真正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精华。虽然他们中间从觉悟上也分为不同的层次，并同各社会阶层之间结成不同的关系，使他们的历史作用受到了不同的影响，并引起知识阶层内部的冲突，但是不管哪个阶层或哪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都还是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的，构成了各层次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接力运动。走在最前列、发挥历史作用最大、最长久的自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国知识阶层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集中地表现在他们充当中国各阶级主要是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袖和干部方面。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及其力量对比。但是除了这些充当各阶级领袖人物的知识分子之外，多数知识分子在革命的时期都是充当配角的。他们是作为各个阶级的附属物存在的。只是在一些有限的建设工作中他们才真正显示出自己的力量。由于在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各阶级争夺的对象，特别是工农阶级非常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所以，即使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曾发生过一些排斥知识分子的事件，但总的说来，那时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处境都还是不错的，至少还可以过得去。
然而在建国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却遭到了极不公平的对待。建国以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基本上都是针对知识分子展开的，使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断地降低，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文化大革命”更是使知识分子的社会声誉扫地以尽。即使到了今天，人们回想起那段历史还会感到内心的痛楚和委屈。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会遭到如此的厄运呢？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会那样地遭人嫉恨呢？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建国以后，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仍然没有从革命的轨道转移到现代化的轨道上来。在建国以后30年的时间内，我们仍然用革命的方法来搞经济建设。也就是在“马上得天下”之后，仍然是“马上治天下”。所谓“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明证。而另一个并非完全不重要的因素则是在革命中执掌大权的农民干部和农民化了的干部，有着严重的“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把他们所得到的全国政治权力当作他们自己的战利品。因此，作为局外人的广大知识分子也就被当成一类了。
革命的中心任务是破坏，即破坏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这种破坏的最大力量来自广大的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这时，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在于启发他们认识到这种破坏与他们自身利益的紧密联系，从而促使他们下决心义无返顾地投入这场大破坏中去。在整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个中介，即革命党与被剥削被压迫群众之间的中间环节。一旦群众被动员起来了，在大破坏的洪流中，除了少数成为革命领袖人物者之外，其他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就变得微不足道了。那些置身于这一破坏运动之外的其他知识分子，则被划到被打倒的阶级一边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皮毛”之说。认为知识分子只是飘在空中的毛，而其他阶级特别是工农阶级才是皮，因此毛必须附在皮上。与此相联系，提出知识分子劳动化等等口号，指出，知识分子只有与劳动阶级相结合才是惟一的出路。这一切都说明，在革命破坏的时期，知识分子是没有用武之地的。他们至多成为工农群众的附属品，否则就被当作工农群众的敌人。所以在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受压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破坏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更宜于为建设做贡献。当国家在革命之后仍然继续着“马上治天下”的路线而没有真正地把建设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知识分子也就不能希望有另外的命运了。这是历史的悲剧，而不是个别人的罪过。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处境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被提上日程之后才逐渐转变，就很自然了。
思考讨论
1．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如何？试分析其原因。
2．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这一独特的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案例2： 中国农民的“凤凰涅磐”
两千多年来，农民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农民阶层开始迅速分化和迁徙。最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现象是，农民工以乡镇企业为跳板异军突起，义无反顾、势不可挡、坚忍不拔地行走在城乡之间，并以工人阶级后备军和城市居民预备队的姿态，执着而耐心地等待着社会的认可。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农民最伟大的“凤凰涅磐”，是中国产业工人划时代的整体性更新。
我国目前有多少农民工？
四川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农民工数量的巨大。一份详细材料表明，2004年四川有1490万农民外出务工，这1490万农民工大军，正巧与北京市总人口相等，意味着四川有30%以上（江西、福建高达4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跃出农门”，这个数字相当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其中，举家外出务工的农户达到200万户，占全省农户的10%。这说明了他们告别农村的决心和勇气。不仅如此，四川2005年上半年的情况更让我们关注。截至6月份，全省有1537.36万农民外出务工，同比增加333.06万人。四川这种动态性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民工潮发展的强劲势头，这种数量的增长是历史上不多见的。
那么，全国农民工到底有多少呢？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准确数字，在统计概念上也没有明确的界定。综合各方面因素保守地进行推算，目前我国农民工大概超过1.8亿。当然，也有专家估计，我国农民工数量在2亿左右。
农民工属于什么阶层？
这些年来，农民工的阶层定位并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人们都习惯于把农民工与农民相提并论，似乎农民工与农民没有什么区别。然而，事实上，农民工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正在迅速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逐步成长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据了解，在浙江，一些进城10多年的农民工，现在成了企业的中层干部，名副其实的高级“白领”。他们在城里建功立业、娶妻生子，尽管其身份还是农民，家里还有1亩或者几分地。一些农民工无论是职业还是观念，都已经不是农民，甚至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了。他们不但是现代产业工人，其中优秀分子还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和高级技工。据浙江有关部门抽样调查，在农民工的工作岗位中，技术人员占14.8%，中层管理人员占10.1%。这个比例说明，农民工除了身份和名分之外，与“农民”这个概念越来越远了。
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判断非常正确，意义重大。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农民工正在迅速地从农民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当然，这种分离和融入还处于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渡期，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民工的农民“血统”还会延续下去。但我们有充分理由证明，虽然农民工的“根”还在农村，但是他们正像“涅磐”中脱胎换骨的“凤凰”，此时此刻最需要社会给他们一对展翅高飞的双翼。农民工的经济需求和政治诉求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乃至得到应有的满足。
农民工处于何种生存境况？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来农民工一直作为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工作和生活着，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许多农民工的生存境况令人堪忧。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会的受害者。
作为“廉价劳动力”，农民工工资水平低。在用工企业的概念中，农民工与廉价劳动力划等号。农民工工资水平很低，同工不同酬，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就业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相差近1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企业长期以来把压低农民工工资作为降低企业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要手段。即便是很低水平的工资，企业还是想方设法拖欠。这在建筑行业是普遍存在，在其他行业也屡禁不止。
涉及工资和工时问题，农民工不得不跳进计件工资和加班加点的陷阱。在浙江一个拥有5000多名农民工的大型民营企业，农民工每月只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10个小时。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农民工要多挣钱就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假如按《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干活，拿到的计件工作肯定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甚至吃饭都不够。一些中小企业里农民工的高工时、超负荷问题就更为严重。
另外，农民工是工伤工亡的高危人群，安全事故频繁发生。无论是输出地还是输入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都严重滞后，绝大部分农民工是在保障缺失的情况下从事相当艰苦、甚至高度危险的工作。
思考讨论
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阶段面临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关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农民工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如何界定农民工的阶级属性？
2．目前，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请问：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案例3 正确认识我国新的社会阶层
当前我国出现哪些新的社会阶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归纳起来有以下六个：
(1)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所谓民营科技企业，泛指以科技人员为主体，按照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创办和经营，主要从事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和成果转化的经济组织。它们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拥有数量不一的企业股权，掌握企业的核心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专门知识，在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2)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外资企业指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境外投资的企业。在外资企业就职的中方管理技术人员通常年纪轻、学历高，许多人还有过在国外留学、就业的经历。他们比较熟悉国外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方式，一般在外企的一些部门担任骨干。
(3)个体户。个体户即个体工商户，是以家庭为单位，拥有一定资金，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截至2001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2433万户，注册资金3435.79亿元。
(4)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指企业财产归私人所有、雇工人数较多的营利性经济组织。私营企业主正日益成为经济实力、经营范围与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一个社会阶层。据统计，截至2001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私营企业已达202.85万户，注册资本总额为18212.24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2.31万户，亿元以上的有383户。
(5)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中介组织泛指介于企业、个人之间，并为其服务、沟通、协调以及对其监督的社会组织。它主要由三类组成：行业性中介组织，如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研究会；公证性中介组织，如律师、会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务所以及证券、仲裁等中介组织；服务性中介组织，如提供就业、广告、公关、房地产等服务的组织。这些组织的从业人员大多受过专门训练，专业化程度比较高。
(6)自由职业人员。主要是指那些不固定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或专长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并获取报酬的人员。主要包括一些文化、艺术工作者等。
以上六个社会阶层，尽管在财产状况、文化层次、社会地位、社会职业上有所区别，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都不属于过去人们常说的“公家人”。然而，倘若追根溯源的话，这些阶层中的许多人原先实际上也是“公家人”，诸如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职工，党政机关干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业技术人员，等等。
新的社会阶层产生的原因
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有关。具体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我国从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给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提供了制度基础。不少人陆续脱离原来的工作岗位，转而从事非公有制经济，或“下海”经商，自我创业，或进入民营科技企业、外资企业等经济组织，或成为自由职业人员。
第二，经济体制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的劳动分工日益精细，为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提供了从业条件。例如，市场经济正常有序的运转，离不开以服务、沟通、监督、协调为主要职能的各种中介组织，提供就业、广告、公关、信息、咨询、家政、劳务、房地产等服务的服务性中介组织便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这一新的社会阶层遂应运而生。
第三，产业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促成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例如，由于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大批被分流出来的农民纷纷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其中一些农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摸索出发家致富之路，成为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等。
综上所述，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如何看待新的社会阶层？
由于素质参差不齐，在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员当中，不同程度地偷税漏税、制假贩假、克扣员工工资、腐蚀领导干部、败坏社会风气等丑恶现象存在着上述现象。例如，2001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查处个体工商户违法违章案件76.17万户次，私营企业违法违章案件13.19万户次。对于违法者，当然要依法进行查处，加大监管力度，积极引导他们遵纪守法。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违法乱纪的人在新的社会阶层中毕竟仅占少数。
应当看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也因此赢得社会的尊重。他们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动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新的社会阶层运用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直接参与或服务于生产过程，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税收。据统计，截至2001年底，我国私营企业共创产值12316.99亿元，营业收入11484.2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6245亿元，出口创汇折合人民币913.47亿元。
第二，扩大了就业门路，缓解了就业压力。新的社会阶层或者自主择业，或者以自己创办企业招工的方式，吸纳了很大一部分待业人员和公有制部门的富余人员，从而扩大了就业门路，缓解了就业压力。据统计，2001年，全国各类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达2713.86万人，私营企业当年共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8.61万人。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国劳动者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
第三，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贡献。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不少人，自己富了不忘国家，不忘社会，积极参加“希望工程”、“光彩事业”等社会公益活动，以各种方式回报社会。
从总体上看，新的社会阶层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热爱祖国。他们勇于开拓，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我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当然，我们说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不是否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这是不容置疑、不能动摇的。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不少人正是从上述各种群体中分化出来的，彼此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他们之间尽管个人财产多寡不同，但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节。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思考讨论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哪些新的社会阶层？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新的社会阶层？
2.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
案例4 建国初期我党的一个重大决策——特赦554名国民党战犯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为进一步缓和同台湾的关系，中共中央从1959年到1975年，特赦国民党战犯554名。
总方针：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医治战争创伤，着手经济恢复工作。不久，我国又全力投入抗美援朝战争中。
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900多名战争罪犯，当时正在全国各地监狱关押和改造。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发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提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释放战犯的时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
200多名高级将领集中在功德林一号
在解放战争期间，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列为战犯。列为战犯的总数为926名。
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在1956年对全国各地的战犯实行大集中，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内蒙古6地的战犯管理所。战犯中的200多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全部集中到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一号关押的这些国民党战犯情况比较复杂，改造的难度很大。这些人长期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甚至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诸多重大决策，是蒋介石最可靠也最有实力的人物，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认为既然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就不应在共产党面前低头，“君子不事二主”，思想长时间转不过弯来。
针对这些观点，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理论书籍和参考资料，中心是解决对蒋介石的认识问题。他们通过自己看书学习，进行探索和辩论，最后在大量的事实面前终于得出了正确的认识：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蒋介石统治下，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结合理论学习，还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管理所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傅作义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他们，做说服开导工作。
对战犯的生活管理，管理所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合情合理的原则，切实尊重他们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严禁打骂体罚和侮辱人格的行为；注意他们的饮食、卫生,提供生活必需品，同时组织一定的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对他们的身体，定期进行检查，有病及时治疗，还帮助他们镶牙、配眼镜、安装假肢等。这样，从各方面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保证身体健康，使他们深受感动。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深受蒋介石器重。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徐州“剿总”副司令。他在准海战役中被俘后，拒绝谈任何问题。1950年11月他从济南转到功德林时，被戴上了重重的脚镣。他认为自己罪恶深重，必被处死无疑。因此企图等待适当时机自杀。
管理人员在摸清了杜聿明怕死的思想原因之后，便有的放矢地对他进行正面教育，对他启发开导，渐渐地使他认识到只有幡然悔改，立功赎罪，争取重新做人，才是自己惟一的出路。由此，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多年来，监狱的管理干部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治愈了多种疾病。有一次，杜聿明高烧不退，医护人员为他打针、服药。管教处的姚处长彻夜守在他身旁，悉心照料。这一切深深感动了杜聿明。后来，又经过一系列的参观访问，促使杜聿明的立场和思想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
周恩来勉励国民党战犯做新人
1959年9月17日，全国人大二届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做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首批特赦战犯共33名，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0个人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走出功德林的人们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下一步应该如何走，是每个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同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注。
12月14日，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溥仪等人乘专车驶进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他亲切地同大家交谈起来，逐一问起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周恩来转向杜聿明，询问他的一些情况。杜聿明惭愧地低下头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的回答是：“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在轻松风趣、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勉励大家通过加强思想改造，站稳民族立场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学习马列主义，培养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加强群众观点，要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希望他们相信党和国家，特赦后会信任他们，用上他们的力量。他还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着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554名国民党战犯获得了新生
最初确定的926名战犯中，有些人在服刑期间因病死亡，有些人在特赦前刑满释放，有25人经核实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有10人另案处理，实际特赦总数为554名。这554名国民党战犯经过长期的改造，先后分七批被特赦释放，全部获得了新生。中共中央公开向他们宣布：特赦后，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的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去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范汉杰、沈醉、廖耀湘、黄维、文强等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绝大多数人担任了各级政协文史专员、秘书专员、工作员、资料员和参事，也有极少数在农村和工厂。他们都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在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特别是由于周恩来的关怀，杜聿明在政治上进步很大。1960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元帅，杜聿明作陪。当时，蒙哥马利问杜聿明：“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指陈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杜聿明回答说：“就剩我一个。”这时，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蒙哥马利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1964年11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杜聿明等人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成为了政治生涯一个更高的起点。
新中国特赦释放在押国民党战犯，不少特赦人员以通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为沟通两岸关系，对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思考讨论
1.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对国民党战犯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
2.我们党把国民党战犯通过改造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对今天的统一战线工作有何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