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统一：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
俗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中华民族却一贯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追求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特征。历史上的分裂，从来只是暂时的，而且是不得人心的；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祖国大陆几十年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各族人民所期盼的国家统一。然而，这种统一还是不完全的：宝岛台湾还同大陆处于分裂状态，被英国殖民者和葡萄牙殖民者所侵占的我国神圣领土香港和澳门的主权恢复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一直是全中国人民的热切期盼。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条件已日趋成熟，因此，妥善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中国恢复行使对这两个地方的主权，尽快结束台湾同祖国大陆分离的局面，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成了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就是适应这种形势和使命的需要而确定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它顺乎全民族要求统一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爱国主义的最好体现。
当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和飞跃，使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并迅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振兴之路的时候，他并没有忽视祖国的统一大业。他及时提出，由于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解决台湾、香港问题，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他强调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既是对海内外所有中华民族子孙的殷切希望，又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情感和意志的集中表达，是共产党人告示天下要付诸实践的行动誓言。
为何统一问题如此重要，令中国共产党人为之不懈努力，让邓小平难以释怀呢？
纵观世界历史，凡强盛兴旺之民族都是统一的，统则兴，分则衰。实现统一成了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为之奋斗的事业。穆罕默德曾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持宝剑，统一了阿拉伯世界，阿拉伯帝国曾雄居西亚、北非数百年；俾斯麦用“铁血政策”统一了德国，德意志民族自此跻身于世界列强之列；当美国南方奴隶主们举行叛乱，分裂联邦时，林肯奋起反击，进行了一场被马克思称为“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战争”的内战，从而维护了美国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赞成国家统一的。恩格斯在谈到当年德国的分裂状态时说：“统一会使我们不蹈华沙和布隆采耳的覆辙，只有统一才能使我们在国内和国外强大起来”；斯大林曾经指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可见，邓小平关于国家一定要统一的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就会感触到其中那浓浓的“一脉相承统一情”。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国家由分裂到统一，从小统一到大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同时，其间充满着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正是由于不断统一，才使我们伟大的祖国今天成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世界大国。历史表明：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统一的时间要比分裂的时间长得多。如果从秦始皇灭六国，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算起，大的长时间的分裂共有600年左右，只占这段历史的1/4的时间。而且，统一与分裂交替发展的规律是：大的分裂，时间越来越短；而统一的时间，则越来越长；统一的规模，越来越大；统一的程度，越来越高。
正因为这样，很多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是在统一问题上有所作为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之所以为后人赞颂，就是由于他们在国家统一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实现和维护统一也是中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一个共识。孔子提出“大一统”的主张；孟子主张“定于一”，认为统一之后才能安定；荀子一再称道商汤、周武王天下为一的业绩，认为“天下不一，诸侯欲反”；吕不韦提出“一则治，两则乱”的观点；董仲舒发挥了孔孟“大一统”的主张，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康有为面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大声疾呼“中国只可一统，万无分立之理，更无分为联邦之理也”；为国家统一奋斗了一生的伟大的孙中山先生说，“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统一起来才是“真民治”，才能“与列强共跻于平等之域”。这些主张都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华各兄弟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民族间有过相互的战争，甚至建立过不同的政权，存在过整个民族内部的割据和分裂，但是，实现国家统一则始终是各民族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都为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固然，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为国家的统一打下了基础，起了主导作用，但各兄弟民族也都为结束国家分裂的状况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在中国处于严重分裂状态的南北朝时期，羯族人石勒建立的后赵，氐族人苻坚建立的前秦，都一度统一了北方许多地区；鲜卑人拓跋宏统治的北魏，最后消灭了北方割据的小政权，结束了十六国的分裂，统一了整个北方，为国家重新走上大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后，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女真族完颜部建立的金国，也曾统一了北方的广大地区，为国家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创造了条件。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则统一了全国。特别是清朝，使国家实现了超过历代王朝的大统一。
在中国走向大统一，民族实现大融合的过程中，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之所以没有因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战争而受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大统一有着坚实的基础，它是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加强并相互促进发展的结果。而统一的实现，又进一步推动了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使各民族、各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在分裂时期，大都是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人心不稳，经济停滞。国家统一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国家太平，环境安定，人民群众可以较为安心地从事生产，从而使经济得到发展；同时，统一也有利于各民族、各地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表明，在每次大的统一之后，经济文化都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为人们所称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在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时期是难以出现的。有理由说，只有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相对稳定，才有利于国家励精图治，有利于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华民族也才能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中华文化，使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对亚洲乃至对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总之，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消除割据、分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始终是主流，尽管统一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一事实也表明，中华民族是有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各族人民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都心向祖国，愿意亲和共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愿意从祖国分裂出去。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是人心所向，民意所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趋势。
思考讨论
1．俗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为什么说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2．反对分裂、维护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趋势。为了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当前我国应当做些什么？
案例2 “一国两制”开启历史之锁
香港被割占的历史，是近代中华民族落后挨打，备受屈辱的历史缩影。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地区，总面积1092平方公里，现有总人口600余万人，素有“东方明珠”之美称。香港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19世纪，英国凭借武力，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北京条约》（1860年）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年）等三个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香港岛、九龙半岛南端（今界限街以南地区），并以99年为期“租借”了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大片土地及其附近200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和平解决香港问题指明了方向。
建国初期，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香港地区采取的基本立场是：不承认英国通过武力强加于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恢复行使对香港地区的主权；在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之前，“暂时维持香港现状不变”。因此，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暂时不动香港”的战略决策，以保留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1960年中央进一步将上述立场归结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工作方针。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视完成香港回归这一前人未竟之业为自己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决定把“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突破口定位在香港问题上。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第25任港督麦理浩时首次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回归后香港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决定，明白无误地昭告了天下，在整个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麦理浩访华，为中英双方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高层接触打开了大门。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为香港问题的解决创造了前提。
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作为英国首相首次访华拉开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的序幕。当时，英国刚刚打赢同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撒切尔夫人的北京之行，意在挟此余威为英国“再现昔日头号殖民帝国的辉煌”。“三个条约有效”、“以主权换治权”，是撒切尔夫人为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准备的上、下两策。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撒切尔夫人。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讲:“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十五年不出现大的波动。”邓小平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邓小平向撒切尔夫人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十五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十五年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彻底打破了英国人不切实际的幻想，外电称:“铁娘子遇到了钢汉子”。会议结束后，黯然失神的撒切尔夫人步出人民大会堂，一失足在石头台阶上跌倒。事后有的英国和香港记者对此一语双关地评论道：“撒切尔夫人同邓小平会谈时跌了跤。”邓小平确立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原则、立场，为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坚持原则和掌握主动权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1982年至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问题进行了22轮谈判。会谈一波三折。在前四轮谈判中，英方仍然坚持主权来换治权的立场，使谈判受阻。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再下“最后通牒”。1983年9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英国前相希思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1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第五、六轮谈判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中英谈判的主要障碍开始排除。在香港进驻军队的问题是中英外交谈判后期遇到的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英方声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必要“武力进城”。邓小平针锋相对地予以反击:“我国在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之后，中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军费由中央人民政府提供，不会增加香港市民的负担。正是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和斗争策略，中国方面在22轮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中，解决了一个个棘手的难题。双方于1984年9月26日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三个附件。
撒切尔夫人赞扬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有天才的创造。她评价说:“‘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为在香港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0年2月13日至1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九次即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宣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圆满结束。1990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将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阐明的基本方针政策，用法律的语言准确、严密地规定下来，把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和为以后长期维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提供了法律保障。
预委会和筹委会的精心筹备,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
1993年7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宣告成立。1995年12月8日，预委会在北京举行了第六次全体会议后隆重宣告结束其历史使命。预委会动员香港社会各方面都来关注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情，把爱国、爱港人士紧密地聚集在“一国两制”的旗帜之下，凝成了维护香港平衡过渡的巨大社会力量。1996年1月26日，筹委会在北京成立。筹委会成立之后，对涉及香港平衡过渡期的社会、民生以及特区的其他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1996年12月11日，推选委员会在香港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选举，董建华以320票当选。
香港的顺利回归，洗雪了百年耻辱。
1997年6月30日，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历史的时针指向1997年7月1日零时。香港，自这一刻起正式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随后，以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为首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誓就职。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当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的时候，全世界的华人普天同庆，不仅仅是因为香港的回归，更为了中国的富强而倍感自豪和骄傲。
“一国两制”的有效落实，保证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东方之珠”更璀璨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依据《基本法》处理香港事务，保证了香港在“一国”下的“两制”的有效落实。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中，始终贯彻“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的方针政策，维护了香港自由港地位与社会的相对稳定。到2004年，香港连续七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也是香港第10次获得此一殊荣。香港自由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维持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与商务服务中心地位。香港股市是亚洲第二大、世界第八大股市。香港的集装箱装卸量继续维持世界第一宝座，香港新机场自1998年营运以来的航空货运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香港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SARS以及政治纷争等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使香港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维护了香港的社会相对稳定与经济发展。2003年6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港，他给香港回归六周年带来了一份礼物——《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按照安排，从2004年后，4000多种香港产品，将可以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在香港回归七周年前夕，中央政府批准建立“9+2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机制”（包括内地的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这对加强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为了改善香港经济，中央政府还采取了许多具体可行的政策，如扩大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旅游特别是推动“香港自由行”，批准内地信用卡可在香港使用。
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使“一国两制”由理论变为现实，充分证明了它的高度科学性和现实可行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长期并存，共同发展，这是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证。
思考讨论
1.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全世界的华人普天同庆。请问：香港问题的解决经历了怎样曲折的历程？
2.香港问题的解决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实践。请问：应当如何认识“一国两制”构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3.撒切尔夫人曾赞扬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有天才的创造，请联系实际谈谈撒切尔夫人这种高度评价所蕴藏的深刻内涵。
案例3 董建华：践行“一国两制”第一人
2005年3月 10日，董建华以健康原因向国务院提出辞呈。而海外媒体也分析，董建华此举，也有助曾荫权以代理特首身份，建立威望，进而问鼎7月1日展开的特首角逐。
之前，也许很少有人能想到，董建华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第二个特首任期，连多年来一直叫嚷着“董特首下台”，甚至把这句话印在衣服上、天天穿在胸前的“长毛立委”梁国雄都没有想到，这一刻就这么来临了。
董建华在记者招待会上平静地宣布了辞职的消息，也把自己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行政长官的履历定格在了2005年3月。自1997年7月1日那个举国欢庆的日子以来，“一国两制”的香港在董建华的治理下，度过了多姿多彩、跌宕起伏的8年。
回归紧接着的是香港经济泡沫的破碎、亚洲金融风暴的正面冲击，再往后从居留权风波、SARS、特首直选之争到立法事件……而由商入仕，缺少政治手腕、素有“好人”之称的董建华，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风云变幻、波诡云谲。上述的桩桩件件，恐怕无一不比他面对负债250亿港元的董氏企业之时都要来的艰难，毕竟后者只是他的家族产业，而前者无不关乎香港的命运，关乎香港市民的福祉。
如今，7年多时间过去了，人们终于能感觉香港在重新放射魅力，董建华却在此刻因健康原因而去职。董建华说他最遗憾的是没能完成5年任期，惜别之情依依。国家主席胡锦涛评价说，董建华先生带领香港特区政府，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带来的种种困难与挑战，妥善处理了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维护了香港稳定繁荣，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的确，作为首任特首，董建华成为事实上践行“一国两制”的第一人。在香港面临百年转折之际，董建华激流勇进，以率真之性，以“报效国家，服务市民”拳拳之心，筚路蓝缕，开“港人治港”风气之先。香港经历了百年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和商业文明的浸润，这使得它必定有与故土的差异。当漂泊一个半世纪的香港重新被纳入中国的行政区划，它们的磨合注定会伴随着种种不适。董建华管理的是中国最现代、自由程度最高的地区，各阶层利益交织复杂。在万千头绪之中，董建华或常有无力之感，但终能通达于民间与中央，协调矛盾，化解危机，厉行改革，经居留权与SARS两事，香港民享政府尤具特色。
20年前，小平同志承诺“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但中央政府毕竟没有成功管理资本主义试验田的经验。董建华8年主政，要时常面对立法会、媒体、普通市民近乎诘难式的质询，要面对超乎寻常的国际关注，要探寻香港与中央达成良性互动的途径，所有这些都是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香港政治必须承担的“变数”，而这些变数也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中央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承诺。董建华自谦不是什么高明的政治家，他所能奉献的惟有辛劳与忍让，以踏踏实实的工作为中央处理和指导香港事务提供了最直接的经验。
没有人忘记经济泡沫破裂时，徜徉在香港人脸上的无奈，然而，正是董建华主持的香港特区政府，团结香港各界，在借大陆之力惨胜国际炒家之后仅一年，就使香港经济复苏有望。董建华整合香港与内地经济的“类自由贸易区”的设想，直接催生了CEPA。如今，这已经成为刺激香港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因素。2004年，香港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之后最好的年景。更为重要的是，回归后的香港不仅没有变成“死港”，其自由开放的市场体系反而更趋完善，在应对全球化的经济挑战中更具活力，香港也因此连续7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这也许是对香港，也是对董建华执政8年的最高评价。
董建华没有在最困难的时候，放弃自己的责任，他留给香港人民的是一个蒸蒸日上、恢复了自信、对自身权利充满尊重的香港。在董建华宣布辞职的记者招待会上，许多记者注意到，董建华脸上露出了轻松的微笑。这样的香港，董建华应可释怀。
思考讨论
1．1997年7月1日，董建华在香港人民以及全中国人民的期待中成为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在担任香港特首期间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2．自1997年7月1日以来，“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在董建华的治理下，度过了多姿多彩、跌宕起伏的8年。从香港的实践来看，为什么说“一国两制”构想是切实可行的？